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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书里有她的专著,纪录片里她是主要撰稿人

时间: 2019-08-06   来源: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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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阅读大约需20分钟

1

是否完成一次报道,

便可去往下一个目的地

  “马黎,你现在是什么感受,从2012年到现在了,跟了这么久,说一句真心的话吧。”

  浙江卫视纪录片总导演史鲁杭突然转过身,把摄像机镜头对准了我。

  阿塞拜疆时间2019年7月6日上午9点15分,离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(世界遗产大会)第二天的审议会议还有45分钟。这个上午,良渚古城遗址将轮到审议,但所有人都无法确定究竟第几个出场。我正拿着手机给中国申遗代表团成员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做视频采访,阿鲁老师这一记“调转枪头”的即兴采访,让我有点措手不及,我的手机对着他,他的镜头也对着我。

丛书里有她的专著,纪录片里她是主要撰稿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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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很焦虑,也很激动……”这几天,回到杭州的我,在手机里回看这段15秒的视频,有些语无伦次,却无比真实。

  7月3日至10日,我跟随浙江省文物局组成的申遗小组(这是中国良渚申遗代表团的其中一支队伍)前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库,报道这场良渚古城申遗“大考”,也是一场对记者的大考。

  作为一名记者,在一个转瞬即逝、无法预设的现场,尤其是主席台上大会主席敲下小锤子的那一秒,如何用眼睛捕捉每一个人的瞬息万变?

  我看到了与良渚相处了几十年的他们,举手投足间的暗涌与波澜——李新芳女士哭成泪人,面对我的直播镜头,摆摆手,别过头,无言。场外,我一路追着发现良渚水利系统的大功臣王宁远跑,“你哭了吗哭了吗哭了吗”,因为环境太吵,我连问三遍,他才听清,笑得乐不可支,“哭?我怎么会哭?”还补了一句,“我们考古人,就是这么淡定。七八十年的工作,得到社会上很高的评价,很高兴。最想说的是,何其幸也,与有荣焉。”

  “与有荣焉”,在钱江晚报客户端浙江24小时申遗直播之后(阅读量达到50万+),瞬间成为热词。钱江晚报官微在申遗成功那刻推送的《实锤!》,在当天的浙江新媒体所有官方露出中,是数据最高的一条,阅读量达到了20万+。

  对于我来说,不单单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现场见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得到世界“实锤”的自豪感,阿鲁老师的那一个问题,在那刻打到我心上了。

  2012年4月1日,我正式进入钱江晚报工作,在文化新闻部(如今的文娱全媒体中心)当一名文化记者。那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3年,进入钱报后,我跑的第一条新闻,写的第一个完整报道,便是良渚考古——那年4月13日,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评上了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那一天,我第一次拨通了当时还是省考古所副所长的刘斌的电话。第二天,第一次前往考古工地,第一次看到了在现场发掘的考古人——省考古所副研究员、玉架山遗址发掘领队楼航。

  我也没有想到,作为一个学戏剧文学出身的女生,从那一次开始,便与完全陌生的考古结缘,在各种考古工地奔跑7年,从未间断。而良渚考古,恰恰是我报道频次最多,探入最深的内容。在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良渚申遗报道中,钱江晚报跟踪良渚考古时间最长,记录最完整,挖掘最深刻。因此,16个版的特刊主题定为:良渚有我。

  我的这份激动,有别于普通人,不同于现场的其他媒体记者。作为钱江晚报的记者,良渚见证了“我”——良渚近十年来每一次突飞猛进的发现,见证了“我”一点点被国内外学界认识、肯定的过程;见证了新媒体发展在这10年对于考古新闻的影响;也在与考古人的一次次采访中,见证了我从一个考古小白向专家型记者的转变过程。

  就像是我的一个7岁“孩子”,我和他共同成长,与有荣焉。记者,是否记过,是否完成一次报道,便可pass,去往下一个目的地?对我来说,不是,是永远在积累,在挣扎,在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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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关注没用的“石头”,

而不是“惊人发现”

  今年正好是我当记者的第10年。

  良渚申遗前夕,我翻出了2013年的自己,在良渚,和考古学家实地进行良渚古城铺底垫石的实验考古。那天,我们模仿良渚人,一担一担,来回运输石头,计算良渚人一天的工作量,并分析良渚人到底是从哪座山上采集的石头,选了哪一种石头。

  那一次采访,至今印象深刻。它听起来很学术,没有什么震惊世人的新发现,只是考古队员日常的工作和研究,得不出任何结论,也提炼不出新意义,大部分记者都不会去做这些无用功,因为没有“价值”。

  但当时我得知所里正在做关于石头的调查,很好奇,马上去了现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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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石头在良渚人的生活里,尤其是营建古城,至关重要。2006年,刘斌就是因为没有轻易放过一层石块,最终“石”破惊天,“撬”起了中华第一城,发现了一个5000年前的早期国家。

  考古不是一蹴而就的,所谓“突然发现”几乎是不存在的。它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,一铲一铲,用83年铲出中华五千年文明,需要在良渚古城四面城墙摸底调查10526块石头,一块不落,全部编号,一块块研究,才能发现其中只有3块是萤石,才能发现这些石头中大部分是自然散石,很少出现有棱有角的人工开采过的石头,我们才知道良渚人喜欢什么石头,从而计算出良渚人的垫石工程总用工量,换算出一天工作多少时间。

  那一次,我从和考古人一起做石头的实验切入,“还原一个良渚人的工作日”,内容马上变得可读起来,尽管没有任何“重大发现”,却拉近了本来高冷又学术的“实验考古”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。

  挖宝,从来不是考古学家的目标,在良渚报道中,我关注更多的,也是这样微不足道的“石头”式的场景,而不是“挖宝”和“重大发现”。

  2012年、2013年,微信和朋友圈刚刚出现,考古线索不如现在那么多,人们更关注“盗墓笔记”之类的惊心动魄,而不是考古发现本身。而良渚,关注度更少,大部分人连它在哪里,距离我们多少年也无从说起。那些年,在全国都市媒体中,大部分考古新闻是依据“发现”而存在的。但在我看来,这是考古报道的重点,但不是全部,如果真的追着“发现”写,一年可能只能写两三个新闻。

  考古报道难,良渚考古报道更难,专业性强,缺乏可视化,“地下气象万千,地上一片土丘”,不容易转化和接地气地表达。因此,我更愿意追踪那些不起眼的小切口,多于人们更期盼的“惊人发现”。

  7月,由浙江省文物局牵头的“良渚文明系列丛书”11册,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,并在良渚申遗成功之后第二天,举行了首发式。2018年底,在刘斌所长、方向明副所长的鼓励和支持下,我梳理了近8年的良渚考古报道,删减内容,扩充表达,汇成了其中一本书,约十万字,定下书名为《一小铲和五千年——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》。这也代表了我的观点——考古新闻和考古发现,都是用微不足道的每一小铲,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(傅斯年语)”,才能找到一片天地,而不是“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”,这“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(良渚遗址发现人施昕更语)”。

  翻开书的目录,这些年我所观察和记录的,除了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这样的大发现之外,大部分都是这样另类的“小石头”——《608个符号,让考古专家争论不已》《良渚人的朋友圈,流行看图说话》《还原一个良渚古人的工作日》《五千年前,良渚人的水乡生活》《5000年前的这座码头 专供良渚贵族出入宫殿》……

  如何成为一个专家型记者?在我看来,其实没有任何“方法”,没有任何捷径,唯有死磕,上天入地寻找“小石头”,并与它们日复一日地相处、琢磨,等待质变。

  因为拾取了这些不起眼的考古“碎片”,钱江晚报的考古报道除了在业内受到认可,还吸引更多人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良渚。

  2013年,阿城正在写《洛书河图》。那时,我刚好写了一篇关于良渚刻画符号的稿件,他在网上看到了,对其中两张器物的图片很感兴趣,希望能用在新书里。于是,我和良渚博物院的专家联系,把图发给了他,并用在了书中。本来,这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。但是2015年,《洛书河图:文明的造型探源》获得了钱江晚报和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主办的“春风悦读”非虚构类白银奖。阿城来了——那十年中,阿城第一次亲自在公众面前领奖。那次领奖之余,我陪着阿城去良渚博物院逛了一圈,他对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很感兴趣,得知《良渚文化刻画符号》即将出版,便早早 “预定”,于是,就有了2016年我的“送书之旅”。那次,我们又聊起了良渚,在阿城准允并亲自校稿后,我完成了《听阿城聊良渚》。

丛书里有她的专著,纪录片里她是主要撰稿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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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良渚不是网红,

记者不为网红而写

  今年年初,应史鲁杭老师的邀约——他是全国电视人中关注良渚时间最长的媒体人,我有幸担任浙江广电集团三集纪录片《良渚》的主要撰稿人,用纪录片式的语言,古今穿越,可视化的描述,向普通人展现良渚王国五千年的文明盛景。良渚申遗成功当晚,纪录片在浙江卫视播出,得到了较好的反馈。

  那么,当一位记者已经成长为“专家”,能够脱口而出良渚人的粮仓面积,古城内城、外城、水利系统的所有数据和时间轴,面对“一片土丘”的考古工地不再茫然,能够与专家无压力地对话,是不是就够了?

  2019年,报道良渚考古的第8个年头,我越来越感觉到,我的写作方向和考古人的工作方式——他们对于历史、社会的构建、思考,无意中已经融会贯通,彼此影响。

  在钱江晚报良渚申遗特刊中,有一块“良渚考古四代人”的专访,作为第三代人的代表,我问刘斌,这么多年来,你个人的收获是什么?

  “我从一开始碰到什么就挖什么,通过良渚这么一个案例,我越来越觉得,我们的考古,是科学的思维,是科学的考古,这对我来说,是非常大的收获。很多人碰到一个问题,不会去追那些牵扯出来的头绪,所谓千头万绪,就要把所有问题做实,做透。”

  这也是我想说的。当记者把最冷门的新闻跑成网红,过了“认字母”的阶段,我们是否还停留在舒适区和习惯区,继续用有趣可读的语言讲好良渚故事就可以了?我们的主动性思考在哪里?

  2018年底,钱江晚报人文版面推出“文化故事”栏目,意在抽丝剥茧,最大限度发掘文化背后的故事,而不局限在事件或故事本身,不止于好看或者有趣。

  这与我对考古新闻的思考一致。透物见人,良渚报道中的“与我有关”,不是地域、人群,而是落脚于内心,不但见眼前的人,还见历史中人。

  不管是写良渚王陵发现的过程,还是80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考古学者、无名英雄,他们的身上,都有正在阅读的“我”所认同的价值、所期许的精神、所感受到的震撼。

  “网红”是一个微妙的词,尤其在一个新媒体时代,它意味着爆红,也意味着速朽,在我的考古报道中,良渚从来不是网红,记者不为网红而写,借用申遗特刊中的一段导语:“历史的一大步,其实是考古人的一小铲,甚至是从一块小石头,几片黑陶片开始的。”

  细水长流,积年累月,于一事一物中见证大时代,才能体现一名专业记者的价值。

丛书里有她的专著,纪录片里她是主要撰稿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