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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是中国最早丙肝患者,一生与疾病和金钱缠斗

发布时间: 2019-06-09 17:20:24   来源: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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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资料图

 

  “即便有新药,也吃不起吧?”54岁的陈瑞国,一名丙型肝炎(HCV)治愈者,得知多家跨国药企生产的丙肝药物获批进入国门时,第一反应与钱有关。

  “买不起。”他身后,同村的郑现祥佝偻着身子,蜷坐在床的一角,笃定地说。62岁的他,通过药物与丙肝病毒交手近七年,肝病牵连了胃部,几次手术后,只能靠流食获取活着所需的营养,整个人被疾病榨干,瘦骨嶙峋,脸色晦暗。

 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柳泉镇,生活着中国最早一批单浆采血献血员,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是:中国较早的丙肝病毒感染者。

  活着,已是幸运。村里不少同龄人,已相继辞世,症状都是“吐血”。一例两例,起初无人在意。直至体检时先后被查出丙肝,村民们才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。

  感染丙肝病毒后,由于症状较轻,患者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察觉。有数据显示,有五成至八成的丙肝病毒感染者会发展为慢性丙肝患者,两成会发展为肝硬化,每年有1%至4%的丙肝患者罹患肝癌。

  2015年陈瑞国体检时,医生看着化验单,问:“献过血吧?”接着大夫说,“你们那儿献过血的,基本都得了(丙肝)。”

  这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,输血、吸毒、母婴、性接触都有可能导致感染致病。在中国,前两种感染途径居多。

  所有的怀疑都指向献血,更确切地说是“卖血”。20年前,怀着改善一家老小生活境遇的期待,村民们涌向采血站,撸起衣袖、露出臂弯,等待近五毫米粗的针头刺破血管壁,以求得到“营养费”。靠这笔从每次45元逐渐涨至60元的收入,买种地用的化肥,儿子盖房娶媳妇,供孩子上学和一家老小吃喝。

  从那一刻起,疾病与钱的缠斗,注定将跟随他们一生。

  1.沉默的杀手

  床、衣柜、桌椅,都透出陈瑞国的拮据。旧衣柜下方的抽屉里,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。

  不管从哪个角度衡量,这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户,没念过几年书的夫妻俩,像祖辈一样种地为生,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时,“顶风”生了老二,收入不多,家中人口却不少,必须到处寻机赚钱。

  他们生活的大曹营村,也与中国其他众多的村子一般无二。贫穷,或许正是20多年前,丙肝病毒得以悄然入侵的原因之一。“血浆经济”给了它一个缝隙。上世纪90年代之前,中国卫生系统使用的白蛋白系从国外进口。1984年和1988年,三部委下发通知,血浆、人血白蛋白、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。

  此后,血液制品研究所、生产企业、采血站纷纷设立,逐渐成为一条产业链。

  采血站是末端,很多设在低收入地区的农村,从农民处采血浆,卖至生物制品研究所或企业。农民借此拿到可观的“营养费”。至少在当时来看,整个链条上,没有哪一方“吃亏”。

  陈瑞国家两个孩子的学费、种地所需的化肥钱,以及要缴给大队的统筹款等,多多少少都来自这些“营养费”。

  1985年前后,村旁一东一西两家采血站先后开办,陈瑞国还曾参与其中一家的施工。

  每抽一次血,有45元“营养费”,村民们蜂拥而至。陈瑞国那时在采血站门口摆摊卖水果。后来,有同村人劝他,“你卖水果才赚几个钱,你也卖血吧。”单次卖血的价格逐步上涨,最终到达了60元。

  也有少数人反对,比如陈瑞国岳父。“他们一家不是我们村的,他觉着抽血对身体不好,不让家里孩子卖血。”可陈瑞国夫妻俩商量后,还是悄悄成为献血员。

  先去抽血的是他妻子赵义侠。“他身体好,家里的活儿还得靠他,所以我说我去。”赵义侠说。至今,她还保有记录着当时卖血日期的采血本,“几乎每个月都卖血,我不算次数密的,有的人隔十天八天就去一次。”

  同村的老张,差不多七八天去一次。他记忆里,扎进血管的抽血针头“跟晾衣架铁丝差不多粗”。现在,他是一名肝癌患者,面无血色,聊起病情时,瘦弱的脸上只有无奈。

  “人可多了,只要有人来,血站就一直工作。”曾在采血站工作的村民老崔回忆,采血站经常在深夜还亮着灯。他和家人也感染了丙肝,而他,已经因此做过手术,脸色灰黄。

  “第一次抽血,也害怕。”后来加入其中的陈瑞国说,第一次躺在采血站的床上时,看着周围病床上躺着的同村、周围村的村民,以及悬在他们头上的“血乎乎”的血袋,有点儿发怵,“第二次就好了”。

  不久,有异乡人出现在村里。当地人回忆,这些异乡人很多是东北口音,住在血站附近,日子久了,他们被称为“住店的”。这是当地最早出现的职业卖血人。

  “所有的血袋,最后用完都扔在一个盆里,还带着针,都是人工拔下来。”丙肝患者、曾在采血站工作的张春霞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至今仍能记起那满盆的血污和气味。

  在村民记忆中,1986年前后,曾有“省里的人”到村子里进行调查,找献血员“采小血”,将一管管血样带走送检。老崔记得清楚,当年,他曾开车去送过“小血”,采血站购得的血浆,也是他开车送往一家生物制品研究所。

  资料显示,1985年,河北省固安县曾发生成人单采浆交叉污染引起的肝炎流行,后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(CDC)证实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。早在1974年,英国医生普林斯(Prince)发现这种输血引起的“非甲非乙型肝炎”,但并未找到致病病毒。直到1989年,才确定并命名为丙型肝炎病毒。

  一篇论文《对单浆采血还输血球血站整顿前后丙型肝炎的对比研究》指出,1986年,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曾针对丙肝疫情,对固安县三个单浆采血站实行停业整顿。

  陈瑞国只卖过两次血,第三次卖血前,血液化验结果显示谷丙转氨酶高。“就是肝功不好,不合格不行,我的采血本就被收回去了。”他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“可是她(赵义侠)化验都没事。”

  就这样,赵义侠一直是这个家里献血的主力,即便后来抽完血浑身虚汗地躺在半路上起不来,她也未曾停下。“就跟要死了一样”,她如此描述抽完血后难受得满地打滚的状态。那天,一起去卖血的同村人叫来陈瑞国,她根本没法坐在羊车上,“一直晃,坐不住”。

  西红寺村的张凤霞,得知丙肝这个名词时是1992年。自从进入采血站上班,她一直负责化验检测。那一年,采血站添置了一台专门检测丙肝病毒的新设备,刚刚学会操作,采了自己的血做化验,却发现自己是丙肝患者。

  “可能是以前化验时碰破了手,沾到血,就得了。”张凤霞没献过血浆,只能如此猜测。那也是她唯一一次操作丙肝病毒检测仪器。

  不久,由于其他地区采血站发生艾滋病传染疫情,1995年大曹营村的采血站被正式关停。

  1993年,中国开始对献血员进行丙肝病毒筛查,1998年颁布《献血法》,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监管和血源管理,并大力推行一次性注射器使用。中国的丙型肝炎流行率下降。

  丙肝,在村民的记忆中是个有些模糊的词。采血站关停前,曾有同村人说起自己被采血站拒之门外,将采血站工作人员“你有丙肝(病毒)”的表述,说成是“我有饼干,回家不用给孩子买饼干了”。

  2007年秋天,经由体检,赵义侠得知自己已是一名慢性丙肝患者。“谁也没想到这个病能要命。”陈瑞国说。他们也未曾想到,在更加偏远的地区,如秦岭大山深处,许多村民集体“卖血”,故事与他们如出一辙。